一般认为，弥尔顿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代表了英国文学乃至英国文化的精华。鸦片战争前夕，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在讲到英国时提及：“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1)转引自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古微堂，1844年，第33卷,第7页。林则徐的列举精当地概括了绵延千年之久的英国文学史，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对莎士比亚的介绍。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既然莎士比亚的地位高于弥尔顿，为什么弥尔顿先于莎士比亚进入中国呢？为什么弥尔顿的中译也比莎士比亚更早呢？这是偶然的吗？本文在一些新发现的中英文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叙述晚清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史，试图解释为何弥尔顿比莎士比亚更早进入中国的奇特现象；同时，就中国早期话剧萌芽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话剧1907年滥觞于日本的传统观点需要重审。
一、为何弥尔顿先于莎士比亚进入中国？
实际上，在19世纪的时候，确有中国人读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847-1849年间，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在美国阅读了包括莎士比亚、艾迪生、狄更斯等在内的诸多英国作家作品。(2)郝田虎：《弥尔顿在中国：一项初步研究》(英文)，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第8-9页。1873-1877年，传奇人物辜鸿铭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记诵了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作品，据说辜鸿铭一生把《失乐园》背诵了50遍。(3)Tianhu Hao, “Ku Hung-Ming,an Early Chinese Reader of Milton,”MiltonQuarterly,Vol.39,No.2,May 2005，pp. 93-100.当然，身处异域的容闳和辜鸿铭是凤毛麟角的特例和历史的偶然，19世纪中国的土壤并不培养这样的英国文学读者。晚清时，西方来华人士和中国开明的封建士大夫都为介绍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英国文豪做出了贡献。但整体来看，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更为熟悉莎、弥的生平和作品，他们对莎、弥的介绍更加具体翔实，能够做出恰当的评价，甚至进行高水平的翻译(或演绎)。在晚清时期的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和《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等英文报刊记载了许多关于莎士比亚的新闻报道、朗诵会和舞台表演等，大大有助于文学大师莎翁形象的建立；《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传播了多种关于莎士比亚的跨文化知识，有宗教方面的，也有文学和世俗方面的。以《字林西报》为例。据该报1903年1月记载：前两个晚上在兰心戏院(Lyceum Theatre)的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演出不怎么成功，因为剧场的观众很少。(4)TheNorth-ChinaDailyNews, 1903-1-28,p. 5.当然也有成功的记载，据《字林西报》1904年2月载，汉尼巴尔·威廉斯夫人(Mrs. Hannibal Williams)在兰心戏院成功举行《无事生非》朗诵会，听众很多。(5)TheNorth-ChinaDailyNews,1904-2-11.
弥尔顿的英文名字在《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1832年11月号中出现了两次，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弥尔顿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起点。《传教士的劳作》一文分析了其前辈耶稣会士的问题所在，指出他们与其给中国皇帝三百台大炮，不如传授印刷机这一武器，以便在中国的所有省份印制和传播生命之言(Word of life)《圣经》，这样才能为传教事业建立坚实的、恒久的基础。文章援引培根、弥尔顿、洛克和威廉·琼斯爵士等名人名言，来证明在传教事业中开展《圣经》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其中弥尔顿的引文如下：
John Milton,the immortal poet. — “There are no songs comparable to the Songs of Zion,no orations equal to those of the Prophets,and no politics like those which the scriptures teach.”(6)“Labors of the Missionaries,”ChineseRepository,Vol.1，No.7,Vov.1832, 弥尔顿的名字出现于第272-273页。(约翰·弥尔顿，不朽的诗人：“锡安山的圣歌无与伦比，先知的雄辩首屈一指，《圣经》教导的政治独一无二。”)
此处的引文其实是间接引语，并非弥尔顿的原话；弥尔顿作品中最接近的段落是《复乐园》第四卷第343-364行神子的话。(7)对这一段引文的具体分析，参见笔者的英文论文，Tianhu Hao,“Why Did Milton Land in China Earlier than Shakespeare?”,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57.3 (2020),上面的引文将弥尔顿定位为“不朽的诗人”，而且是基督教诗人。这一方面为弥尔顿的中国形象奠定了基础，即伟大的宗教诗人；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弥尔顿得到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特别钟爱，因为他不仅是西方世界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基督教诗人。作为伟大的基督教诗人，弥尔顿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丛报》在中国境内出版，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它没有多少中国读者的事实并不妨碍弥尔顿的这次亮相成为大诗人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肇始。这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弥尔顿在中国的起点要更早，也比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起点要更早。日本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名字最早传到日本是在1841年，(8)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陈凌虹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0-51、274、332页；Mitsuo Miyanishi,MiltoninJapan,1871-1971,Tokyo:Kinseido,1975,pp.5,165。二者认为，1841年，涩川六藏从荷兰文转译了Lindley Murray所著《英文典》(EnglishGrammar)，介绍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名字。而他们的名字传到中国都早于日本。弥尔顿宗教诗人的身份帮助他在中国抢先登陆。林则徐、魏源、陈逢衡和姚莹等中国士大夫将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等英国文学家放在一起进行介绍，不加区分，而传教士的区分是意味深长的，基督教诗人拥有优先权，哪怕是在民族诗人莎翁面前。
二、莎翁早期翻译史需要修正
1854年第9期的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ChineseSerial)在说教性文章《体性论》之后的“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中，简要介绍了米里顿(今译弥尔顿)的生平，而且发表了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名作《咏失明》(“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的中译，有学者称其为“最早的汉译英诗”。(9)沈弘、郭晖：《最早的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第44-53页；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第106页。笔者认为不应该断言“最早”，(10)李奭学指出，若以国家而不以语种为限，艾儒略和张赓合作从拉丁文翻译的《圣梦歌》(1637)才是第一首中译“英”诗。见李奭学：《中译第一首“英”诗〈圣梦歌〉》，《读书》2008年第3期，第157-163页。另外，日本学者石田八洲雄(Yasuo Ishida)早在1966年就注意到这首弥尔顿译诗的存在；书目信息见Mitsuo Miyanishi,MiltoninJapan,1871-1971,Tokyo:Kinseido,1975,p.271.而支持周振鹤更为严谨的态度。(11)周振鹤：《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见《知者不言》，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5-58页。原刊《文汇报》2005年4月25日版。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我们视野所及，弥尔顿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英语诗人之一，即使不是最早的话。这首译诗表意忠实，声音和谐，诗味醇厚，其风格类似《诗经》四言体，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严复所谓“信达雅”的标准。(12)“世茫茫兮，我目已盲。静言思之，尚未半生。天赋两目，如托千金。今我藏之，其责难任。嗟我目兮，于我无用。虽则无用，我心郑重。忠以计会，虔以事主。恐主归时，纵刑无补。嗟彼上帝，既闭我瞳。愚心自忖，岂责我工。忍耐之心，可生奥义。苍苍上帝，不较所赐。不较所赐，岂较作事。惟与我轭，负之靡暨。上帝惟皇，在彼苍苍。一呼其令，万臣锵锵。驶行水陆，莫敢遑适。彼侍立者，都为其役。”该译诗载《体性论·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遐迩贯珍》1854年第9期，见“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无论作为艺术品还是宗教宣传品，译诗的质量都非常高。与此相对照，在整个19世纪，我们尚未发现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文。1793年，自英来访的马戛尔尼伯爵在日记中将中国称作“美妙的新世界”(语出莎剧《暴风雨》)；(13)John Barrow,SomeAccountofthePublicLife,andaSelectionfromtheUnpublishedWritings,oftheEarlofMacartney,vol.2,JournalofanEmbassyfromtheKingofGreatBritaintotheEmperorofChina, London:T. Cadell and W. Davies,1807,年9月，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报道称，有敕令要把莎士比亚译为中文，供清廷的王子阅读，并认为最好的译者人选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14)TheNorth-ChinaDailyNews,1888-9-13; “ShakespeareinChinese”，TheNorth-ChinaHerald, 1888-9-15.尽管报道对敕令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译莎的传闻也没有得到落实，但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莎士比亚中译的提议，它暗暗撒播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终将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到了20世纪初，我们终于看到了莎士比亚作品片段的中译。
故事要从日译本《自助论》说起。1870年，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学者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出版，(15)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陈凌虹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274页。濑户宏称1871年，此处据数据库WorldCat校改。刘晓峰指出，这本书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卖出了上百万册。见刘晓峰：《书名的漂流》，《读书》2004年第10期，第75页。这本宣扬西洋价值观的畅销书不仅多次援引弥尔顿的例证和名言来阐述自助精神，而且数次提到“舍克斯毕”，有莎翁小传和莎剧台词片段中译。此书原题《自助论》(Self-Help，1859年初版)，作者是苏格兰人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由于以通俗晓畅的方式阐明了时代精神，在欧美流传甚广，被译为法文、德文、荷兰文、丹麦文等。(16)Samuel Smiles,Self-Help,rev. ed.,New York:A. L. Burt Company,n.d.,Preface,p. v.论者称其为“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圣经》”，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励志书之一”。(17)M. J. Cohen and John Major (eds.),HistoryinQuotations, London:Cassell,2004,p. 611；刘晓峰：《书名的漂流》，《读书》2004年第10期，第72页。自助精神还影响了狄更斯的小说创作。参见郭晓强：《论自助精神对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双重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感谢殷企平教授提醒我这一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的名著《劝学篇》倡导独立精神(“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18)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页。感谢李艳丽博士提醒我与《劝学篇》的关联。该书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正值《西国立志编》流行之时，福泽谕吉的独立精神与自助论若合符契，前者大约受到了后者的影响。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介绍《自助论》一书时大力称赞其对明治维新的作用，称“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19)《清议报》1899年第28期。吉田指吉田松阴，西乡指西乡隆盛，二者皆为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政治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或领导人。自那以后，《自助论》的中译本(常常经日文转译)畅销了几十年，(20)最近仍有《自助论》的三种中译本面世：《自己拯救自己》(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自己拯救自己》(南怀苏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2年)和《人自为王》(王少凯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辽宁出版集团2003年出版了该书的英文本《自己拯救自己》。也有人将书名译为《自励》，见江南尘：《读〈自励〉》，《学理论》2008年第1期，第84页。自助精神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出版界、教育界、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之交贫弱的旧中国内交外困，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发愤图强、自强自新的重要性，而自英国经日本舶来的自助精神适逢其时，成为时代的号角。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是书中援引的众多例子中的两个，成为自助精神的突出代表；而他们的名字借着自助精神的播撒和弘扬，更加深入人心。二者相得益彰。
《自助论》版本众多。1903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上海)分五期(第46-50期)连载了《自助论》全文十三编(即十三章)，其数字化全文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建数据库“民国旧报刊”，版本署名“日本中村正直译、中村大来重译”，自日译本转译，所以称为“重译本”，中村大来应是中译者的笔名，具体身份不详。“商务订正本”是《自助论》最流行的中译本，曾多次再版。订正《自助论》一册(又名《西国立志编》)由上海通社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福建侯官人林万里(1873-1926)校订，自中村正直日译本转译。(21)上海商务印书馆庚戌年(1910)三月第一版，林万里的序言署名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冬十一月。笔者知见的版本包括1917年第七版、1919年第八版、1923年第十版、1926年第十一版和1928年第十二版。从1910到1917年，七年时间发行七版，可见该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在《教育世界》重译本和商务订正本之间，1907年的《直隶教育杂志》摘录《东三省日报》，刊登了《自助论》第一编译文，但其中也有译者本人的阐发。这是清末《自助论》的三种中译文。民国时期主要通行商务订正本再版，但重新翻译的节译偶有出现，如潘世伦译的白话历史小说《陶工苦业记》(1917)和欧本鹏译的《自助论》开头(1930)等。(22)潘世伦译《陶工苦业记》，《南开思潮》1917年第1期，第12-17页；欧本鹏译《自助论》，《军需杂志》1930年第2期，第9-11页。此外，还有出版于上海的羊羔译本《自助论》(通社丛书，1903)和林文潜译本《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1911年前)等。(23)《教育世界》(上海)连载译本于1911年收入教育世界社的教育丛书。这三种版本见刘晓峰：《书名的漂流》，《读书》2004年第10期，第77页。关于林文潜(1874-1903)的日文学习，见章小丽：《杭州日文学堂学生之研究：以林长民与林文潜为例》，《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61-66页。这些译本和译文的反复出现，都是为了在民族危难之际警醒和激励同胞，“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志气有恒心，青年终有成功之时，国家终有富强之日。《自助论》以出身卑微的英国大诗人弥尔顿为例，说明英雄不论出身，贫贱人家之子亦能成豪杰、享盛名。莎翁小传出自同一编，词曲名家舍克斯毕同样出身卑贱，他的父亲是屠夫兼牧人，他本人幼时曾以梳兽毛为业，但他“深沉好学而勤勉任业”，至今“尚为世所推重”。(24)《教育世界》(上海)1903年第46期，第一篇之“十二、舍克斯毕之事”，第5页。作者还举出莎士比亚、乔叟、斯宾塞和弥尔顿等大文豪为例，来论证“文学职业之一致”(商务订正本小标题)，从事某种职业与吟诗作赋、创作小说并不矛盾。《大陆报》(1904)和《教育世界》(1907)年刊登了更为翔实的莎士比亚传记，概述其生平和作品，1907年《莎士比传》出自王国维的手笔，该文认为莎氏“与彼主观的诗人不同，其所著作，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可谓为第二之自然、第二之造物也”，(25)《莎士比传》，《教育世界》(上海)1907年第159期，第9页；原文未标明作者。《史传：英国大戏曲家希哀苦皮阿传》，《大陆报》1904年第2卷第10期，第19-23页。该论独具慧眼，甚为精当，可以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认为莎翁具有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著名观点互相参照。李伟昉高度评价《莎士比传》，认为“这是笔者所看到的最早的中国人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莎士比亚评论”；(26)李伟昉：《梁实秋莎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5页。其实《教育世界》早在1903年就通过《自助论》译文提供了莎翁小传。
除弥尔顿的名言外，1903年还出现了莎剧台词片段中译，见《自助论》第十编章首题词：
舍克斯毕曰：勿借金与人，而亦勿受借于人。借金于人者，既损己而亦损人；受借于人者，足以钝勤俭之锋刃。(27)《自助论》，《教育世界》(上海)1903年第49期,第86页。
舍克斯毕诗曰：无为借钱人，无为贷钱人。贷钱与借钱，损己亦损人。(28)上海通社译、林万里校订：订正《自助论》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149页。
这段话来自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作《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告诫儿子的话：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And borrowing dulleth th’edge of husbandry.(29)Hamlet,,TheNortonShakespeare, 3rded.,gen. ed. Stephen Greenblatt,New York:Norton,2016,p. 1776.
朱生豪和梁实秋是最重要的莎剧中译者，他们都把波洛涅斯的素体诗改译成了散文；《教育世界》译本像后来的朱、梁一样，也处理成散文形式，译文忠实但累赘。而林万里订正本采取诗体翻译，对莎剧原文的把握更为精准，表现出可贵的形式上的自觉；原意虽有删削，但对内容没有实质性损害，而且诗体简洁有力，与《哈姆雷特》原文交相辉映，令人赞叹不已。这是一枚久已遗忘的莎剧文本中译瑰宝，尽管是从日文转译的。晚清以来，人们久已熟悉了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字，如今他们终于在一本畅销书里读到了他的辞句。例如，留学日本和英伦的杨昌济认为“举债者，治生之大戒”，他引用“有益身心之书”《自助论》，赞同作者关于借贷“不仅有关于生计，并有关于品行”的看法，指出不借不贷方为正确。(30)杨昌济：《治生篇(续前号)》，《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期，第7页。杨昌济显然注意到了斯迈尔斯引用的“舍克斯毕”在《哈姆雷特》中的诗文。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莎士比亚剧作最早的中译文，进一步调查或许能找到更多更早的莎翁中译。
同是在1903年，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了莎剧片段的中译，即《新民丛报》中《第十二夜》片段中译。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赞美了传主勤于著述的毅力和精神：
古来豪杰之建大业者，莫不有忍辱负重之毅力，冒万险排万难。……夫以极窘之刻资，极羸之病体，曾不自馁，而毅然贯彻其目的而后已焉。诗人索士比亚曰，“纪念碑上之忍耐力，对于苦难而含微笑者也”，若先生庶近之矣。世有崇拜先生者乎，勿徒学其学，学其人可也。(31)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1903年10月4日，第38-39号，第10页。
这句莎士比亚引文出自喜剧《第十二夜》,女扮男装的维奥拉(Viola)对着自己暗恋的公爵奥尔希诺(Orsino)吐露情愫：
...She pined in thought,
And,with a green and yellow melancholy,
She sat like Patience on a monument,
Smiling at grief.(32)TwelfthNight,,TheNortonShakespeare,3rded.,gen. ed. Stephen Greenblatt,New York:Norton,2016,p. 1939.
这里的第三人称实际上是自况。寓言人物“忍耐”坐在碑座上，含笑面对苦难。淑女思而不得，面容憔悴，又要保持风度，其景况恰似“忍耐”。忍耐是基督教美德，所谓“忍辱负重之毅力”，其典范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彗广信手拈来，译文非常忠实，很好地传达了“不惧压力，从容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的内涵。1903年同时出现了莎士比亚悲剧和喜剧原文片段中译文(而非兰姆姐弟改编版)，这是了不起的突破。学者认为，在19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的名字虽然是英国性的代表，但他的作品文本尚未被译介进来。(33)黄诗芸：《莎士比亚的中国旅行：从晚清到21世纪》，孙艳娜、张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页。20世纪初的莎剧原作片段中译文久已湮没，我们的考察工作使埋没的珍宝重见天日，这对于重写莎翁翻译史富有积极意义。
三、莎士比亚与话剧萌芽
重写莎翁翻译史还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利用。大家知道，20世纪初出现了两个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的文言文中译本：《澥外奇谭》(上海达文社，1903)有10个故事；林纾、魏易合译《吟边燕语》(1904)有20个故事。(34)兰姆著，林纾、魏易译：《吟边燕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后者影响巨大。文明戏的宠儿《威尼斯商人》标题前者译为“燕敦里借债约割肉”，后者译为“肉券”。学者们发现，这部广受欢迎的莎剧还有其他译本，如包天笑译的《女律师》(1911年发表于《女学生》)被称为“第一个以剧作形式出现的莎士比亚剧本”，新教传教士亮乐月译的《剜肉记》(1914-1915年连载于《女铎》)被视为“第一个被比较完整地翻译成中文的莎士比亚剧本”。(35)曹新宇、刘丽：《女性问题的凸显：论〈威尼斯商人〉在清末民初的三种“折射文本”》，《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99页。对此笔者有两点补充，一是四个鲜为人知的莎剧早期译写本(《新情史》《讹中讹》《一磅肉》《良宵情梦》)，二是圣约翰大学至迟自1896年起开启了学生表演校园莎剧的传统，包括《威尼斯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莎士比亚的认知、出版、翻译(译写)和演绎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要更多更广。
1910年1月，《申报》分期连载了署名“皞”或者“皞檗”的三篇短篇小说，分别是《新情史》《讹中讹》《一磅肉》，即莎翁喜剧故事《维洛那二绅士》《错误的喜剧》《威尼斯商人》；(36)《申报》，1910年1月1-5日，短篇小说《新情史》，署名皞，五期连载；1910年1月6-12日，短篇小说《讹中讹》，署名皞，七期连载；1910年1月13-17日，短篇小说《一磅肉》，署名皞檗，五期连载。这三个莎剧故事在林译《吟边燕语》中都出现过，分别题为《情惑》《孪误》《肉券》。1911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刊登了俞惊坤译的剧本《良宵情梦》前三幕(即《仲夏夜之梦》，未完)。(37)俞惊坤译：《良宵情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1911年第3号，第20-25页。如果说《申报》连载像林译小说一样采取了短篇故事的形式，掩盖了莎剧的本来面貌，那么，《良宵情梦》则是以分幕的戏剧形式用夹杂白话的文言文翻译了“雅典情剧”。包天笑的《女律师》恐怕不能独擅“第一个以剧作形式出现的莎士比亚剧本”的荣誉，俞惊坤译的《良宵情梦》理应分享这一荣誉。1910-1911年，商务印书馆在“英文文学丛书，附汉文释义”系列作为教科书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从1910年12月到1911年9月，商务印书馆多次在《申报》《教务杂志》《教育季报》(EducationalReview)等中英文报刊上登出这些书的广告。在当代，商务印书馆委托裘克安主编的“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历时近30年，出版了41册(1984-2011)，堪与久负盛名的阿登莎士比亚丛书相媲美。(38)阿登莎士比亚丛书第三系列由Ann Thompson,David Scott Kastan,H. R. Woudhuysen及Richard Proudfoot联合主编，共计43册，因为《哈姆莱特》有两册，Brean Hammond编的DoubleFalsehood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尚未收入。一百多年前的“英文文学丛书，附汉文释义”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注释丛书的前身，但其涵括范围更广泛，除莎士比亚外，还包括笛福、司各特、狄更斯、富兰克林、欧文等众多英美作家。教会学校等新式学校为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文学丛书”准备了专业人才，如圣约翰大学毕业生Zee Zung Zien(当指徐铣)担任丛书主编，圣约翰大学文学士Sung Tsoo -Zung(当指沈宝善)注释了《威匿思商》《麦克白传》等莎剧，来自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的Kan Tsao Ling(当指甘永龙)注释了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39)“English Classics with Chinese Notes”，EducationalReview,Vol. 3,issue 12,Dec. 1910,p. 23.与林纾合作翻译《吟边燕语》等书的口译人魏易(1880-1933)曾经就读于圣约翰书院预科(1896-1900)，其间可能接触过校园莎剧。(40)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24、18-21、20页。从出版界的情况看，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图书市场，许多人能够借助汉文释义阅读莎士比亚的原著。这其中，林译小说的风靡功不可没，大大普及了莎士比亚，而教会学校则在基本面带动了对莎氏原著的阅读。
钟欣志的重要研究表明，上海圣约翰大学1896-1911年间在夏季结业式上学生演出的英文莎剧形成了一个传统，“中国之有大学生演剧，自圣约翰大学始”，(41)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24、18-21、20页。这些莎剧演出的内容宗教色彩并不浓厚，是中国早期话剧的重要试验，可惜素来不为人重视。根据钟欣志的文章，晚清时期，圣约翰学生在夏季结业式上演出过如下莎剧片段：
1896年7月18日，《威尼斯商人》选段；
1899年7月19日，《恺撒大帝》选段；
1901年7月19日，《哈姆雷特》选段；
1902年7月18日，《威尼斯商人》选段；
1904年7月21日，《亨利八世》选段；
1906年7月6日，《如愿》选段；
1907年7月5日，《驯悍记》选段；
1908年7月9日，《仲夏夜之梦》选段。(42)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24、18-21、20页。
喜剧、悲剧和历史剧都涉及了，其中喜剧演出最多，尤其是《威尼斯商人》。这些演出得到了《北华捷报》《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Times)等英文媒体的嘉许和鼓励，至今留下了一些宝贵的演出剧照。圣约翰校内阅读和学习莎剧的气氛非常浓厚。1905年上半年，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发起成立了“莎士比亚研究社”(Shakespeare Club)，正馆学生均可参加，社员每周六晚聚在一起研读莎剧一小时，研读的第一部作品是《第十二夜》。(43)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5、24、18-21、20页。沈弘认为，话剧是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产生的“一朵奇葩”，现有的话剧史论著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历史的盲点。实际上，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于1872年2月为欢迎贵宾，在上海法租界登台演出了讽刺喜剧《哄骗者》；《伦敦新闻画报》特派记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以图文形式记录了汉口“喜庆”剧院(Gaiety Theatre)的演出情形(1873年4月19日)，该剧院1872年11月开张时上演了两个剧目：《爱尔兰家庭教师》(IrishTutor)和《清平世界》(PeaceandQuiet)，其中前者的演员中包括一名中国人苏某()。(44)沈弘：《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一朵奇葩：杂议话剧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4期，第33-39、39-42页。沈弘列举的这些早期演出事关中国话剧史的书写，却与莎士比亚无关。
沈弘进一步指出，在以外语教学为主的教会学校，尤其是在上海的各个教会学校，学生演剧的风气相当普及。除圣约翰书院外，《教务杂志》1918年第10期刊登了晏摩氏女中(Eliza Yates Baptist School)学生排演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的四张剧照。(45)沈弘：《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一朵奇葩：杂议话剧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4期，第33-39、39-42页。笔者在此补充的是，据《申报》记载，早在1907年5月，上海城东女学游艺会就曾经“演莎士比诗意”，这应该指的是城东女学学生演出莎剧片段。(46)《申报》1907年5月2日，第号，本埠新闻·城东女学游艺会顺序单：“城东女学社定期二十三日在本校开第五次游艺会，已志昨报，兹将开会顺序照列如下，以供众览。(一)会歌……(十六)演莎士比诗意(十七)校歌。”这些不可多得的校园莎剧演出资料表明，学生演剧是中国早期话剧形成的重要一环，莎士比亚在其中起到了宝贵的媒介作用。研究中国早期话剧史，仅仅关注莎士比亚是不够的，但不关注莎士比亚肯定是不完整的，莎士比亚接受史是中国话剧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不充分，但不可或缺。晚清民初的莎士比亚接受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话剧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很可能中国话剧发端于1907年的传统观点(47)除了1907年的传统观点外，傅谨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中认为1900年南洋公学演出是中国话剧史的起点，王凤霞亦曾挑战1907年春柳社说。见傅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91页；王凤霞：《重探百年话剧之源——中国话剧不始于春柳社补证》，《艺术百家》2008年第4期，第167-170页。但学界很少注意到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起源中的作用。需要修正：话剧不是起源于某个时间点，而是在晚清民初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体氛围下，逐渐孕育成形的，其中，莎士比亚是此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子。
1910年《申报》连载的短篇小说《一磅肉》在故事结尾有作者的评语：
檗子曰：此篇为诗人索士比亚原著，可作欧洲游侠列传读。良友侠肠，美人妙舌，均足千古矣。何物俾斯南得于一身遇之，令人可羡，亦可妒也。
又曰：贷三千金，偿一磅肉，真世界创闻哉。然吾国贷外债，偿以百千万磅国民之血肉而不惜。吾知衮衮诸公，见此篇也，必曰：无足奇，无足奇。(48)《一磅肉(五)》，载《申报》1910年1月17日。
这种形式显然受到了司马迁“太史公曰”和蒲松龄“异史氏曰”等中国传统散文作者的影响。皞檗托名“檗子”所发的篇末议论既包括对故事的感想，又包括对现实的感发。对故事的感想说明当时跨文化文类区分的模糊，戏剧和诗、小说及“游侠列传”等多种体裁混为一谈。对现实的感发说明作者为文的选择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以夏洛克坚持要求的“一磅肉”影射中国国民的“百千万磅血肉”，暗示当局“衮衮诸公”的极端残忍和不人道，意在激起读者的反思和对不义的满清政府的痛恨。俞惊坤译《良宵情梦》时，也忍不住跳出来插入译者的议论：“读者要知情种之魔力，如蚕之被缚于丝。赫立乃明知段密曲立现已爱汉密鞋，而竟告发其出奔事于段密曲立，既负了友谊，独不顾尔情人之将弃尔，另爱汉密鞋乎？”(49)俞惊坤译：《良宵情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1911年第3号，第23页。这是在第二幕末。《良宵情梦》具有明显的戏剧文类意识，它大大简化了原有情节，但舞台说明非常详尽，迥然异于莎翁原作，而让人想起后来曹禺的剧作如《北京人》中长长的舞台说明。笔者认为，俞惊坤独出心裁的舞台说明对于中国话剧范式的建立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结语
现在我们来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弥尔顿早于莎士比亚进入中国？为什么弥尔顿中译比莎士比亚早？这固然是由于弥尔顿是基督教诗人，其宗教道德价值为传教士所推重；另外，弥尔顿作为国家诗人，足以代表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早期来华传教士有一个焦虑，就是中国士大夫以为他们是“蛮夷之邦”，不承认他们有文学。为了证明西方像中国一样“有文有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1837)正月号题为《诗》的文章指出：
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此诗翁兴于周朝穆王年间。……夫米里屯当顺治年间兴其诗，说始祖之驻乐园，因罪而逐也。自诗者见其沉雄俊逸之槩，莫不景仰也。其词气壮，笔力绝不类，诗流转圜，美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义奥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50)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5页。
荷马和弥尔顿被并列为西洋文学的代表，可见传教士对史诗这种体裁非常重视。几十年后的《自助论》中译本同样把荷马和弥尔顿并置，作为雕像工学诗的对象。
The kind Mr. Matthews (clergyman) invited him (John Flaxman) to his house,where his wife explained Homer and Milton to him.(51)Samuel Smiles,Self-Help, rev.ed.,New York:A.L. Burt Company,n.d.,ch.6,p.165.
雕像工戎·弗拉吉士面(John Flaxman)是“勉修艺业之人”的代表，牧师马窦士帮助了他，斯迈尔斯的小传赞扬了弗拉吉士面自立自强的精神。上述引文在重译本和商务订正本中的两种译文大体一致，但有细微差别。(52)重译本译文：“尔后马窦士招弗氏于其家，使其妻为解霍墨尔及弥尔敦诗”(《自助论》，《教育世界》(上海)1903年第48期，第55页)。商务订正本译文：“马窦士招之于家，其妻为讲解诃墨尔及弥尔敦诗”(上海通社译，林万里校订：订正《自助论》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92页)。值得注意的是，雕像工所学之诗既有荷马，又有弥尔顿，弥尔顿再次以西方大诗人的身份出现，与荷马并驾齐驱。弥尔顿在早期中国读者中同样很受青睐，如辜鸿铭、梁启超、鲁迅、吴宓等。在中国工作的俄国插画家萨帕朱(Sapajou)等对弥尔顿也很熟悉。(53)详见郝田虎：《弥尔顿在中国》，见《文艺复兴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2-38(梁启超)、69-81(鲁迅)、113(萨帕朱)、115-122、158-160(辜鸿铭)、123-132、161-163(吴宓)页。
然而，莎士比亚作为戏剧家，有后发优势。舞台优势很快使莎士比亚超过弥尔顿，成为更受中国人欢迎的英国作家。弥尔顿早年并不排斥戏剧，反而喜欢看戏，包括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等现代戏剧(见《快乐的人》《幽思的人》)，他创作的假面剧《科马斯》曾经演出过，也曾计划以戏剧形式创作亚当失去乐园的故事。但随着清教革命的进行，剧院的关闭(1642-1660年)，以及王朝复辟后宫廷对戏剧的偏爱，种种情势使得弥尔顿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戏剧，尤其是舞台表演。这既是文学立场，又是政治立场。他晚年的主要作品之一《力士参孙》是典型的希腊悲剧，但他明示此剧是供阅读的案头剧，而非用作表演的舞台剧。赤身裸体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事实上也很难在舞台上搬演。莎士比亚的柔韧性和可塑性保证了他可以化身千百，常演不衰。进而，莎剧的介绍、引进、译写和演出等与中国早期话剧的诞生密不可分，为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文学艺术品类。戏剧在一个多世纪前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受到格外的重视。弥尔顿的主要贡献在史诗方面，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学缺乏史诗，同样需要借鉴弥尔顿等的作品，但在影响上，已经赶不上莎士比亚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中国的跨文化之旅表明，先出发的不一定走得快，走得远，何况一开始莎士比亚落后得并不多。
文章来源：中国战略报告 网址: http://zgzlbg.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71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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