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律诗绝句为代表的旧体诗发展到现代遇到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就是“传统旧体诗如何完成创造性转化”？①这一概念借鉴自李遇春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李遇春在该文中认为小说和散文作为传统文体完成的创造性转化较为理想，而诗歌和戏剧的转化情形则较为尴尬。现代旧体诗若希望完成创造性转化，必须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从内容上，要切合社会发展实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件。百年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频发，在这百年间中国社会艰难地完成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以“五四”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欧美影响，还是以“延座讲话”为代表的苏联影响应该说都是中国在试图走向现代社会的文化尝试。因此，旧体诗作为诗歌的民族形式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反映这一历史变化进程。从形式上而言，现代旧体诗词如果要完成创造性转化，如何在韵律、词汇、格式上进行改革其实存在许多可待创新之处。我们欣喜地发现在诗词的形式方面已经有一些积极讨论的声音。例如在韵律上，卞之琳的《重探参差均衡律——汉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同途》、张海鸥的《旧体诗词的韵与命》、周啸天的《当代诗词写作中的入声字存废问题》、刘夜烽的《旧体诗的平仄声和押韵》、秦世良的《关于新韵的几点建议》等论文都讨论了旧体诗的新韵问题。《中华诗词》于2002年分别推出《中华新韵府》编委会拟定的《中华新韵府简表》[1]和星汉拟定的《中华今韵简表》[2]可以视作是在韵律方面的积极改革和尝试；在词汇上，现代词汇是否可以入旧体诗词的讨论也不少。不少诗人主张将新词纳入旧体诗创作，学者启功就持这种观点。王一川曾在《旧体文学传统的现代性生成——启功的旧体诗与汉语现象研究》一文中专门分析启功诗词中的新词入诗问题。[3]启功自己也在《从单字词的灵活性谈到旧体诗的修辞问题》中谈到旧体诗的语言转化问题。[4]由此可见，现代旧体诗人实际上有自觉的语言转化意识。

传统古诗分类中并无时事诗词这一提法，因为历史与时事原本就是相对而言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命名并不意味着古诗并无描写时事的内容，相反是大量存在的。杜甫的“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昨夜风兼雨》等都是反映时代变革的著名诗词。现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旧体诗创作中。研究这些时事类诗词可以发现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在现代诗词中完成历史化的过程。此外，由于现代画家诗人的知识背景和政治态度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事件在诗人笔下呈现的面貌也各不相同，研究这些时事诗词可以发现诗人们的精神轨迹和情绪波折。按照具体内容进行划分，现代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大体可分为以下类别：

一、政治类时事诗词

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了诸多重大政治事件，这些重大政治事件波及了每一个个体，画家群体也不例外。许多近现代画家诗人都经历了清王朝覆灭的过程，部分现代画家诗人还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因此，无论对其政治信仰还是精神结构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这些政治事件在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通过梳理和解读这类政治类时事诗词，可以窥探出画家诗人不断进步的政治立场和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这些政治类时事诗词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清帝的逊位，而且是整个封建制度的终结。不同政治态度的画家诗人面对这一重大事件态度截然两分：哀痛者如陈曾寿，他在自己的生日之时想到的是清帝逊位，他在《辛亥八月十一日生日感赋》中哀痛不已，“七年留滞卧修门，一夕秋风醒梦魂。事与生来知未了，吾生我丧欲何存。孤踪肮脏天方厌，万影凄凉月不温。隔岁风光惊似昨，重看愁对菊花樽。”（其一）从1904年起，陈曾寿一直是清政府高官，勤于政务。然而，一朝梦醒突然发现王朝更迭。“七年留滞卧修门，一夕秋风醒梦魂”准确形容了他当时的错愕和惊讶。旧朝覆灭让陈曾寿伤痛欲绝，甚至想自戕以明志，“吾生我丧欲何存”。虽然诗人最终没有自戕殉国，但内心的悲痛溢于言表。后两联就描写这种悲痛，“万影凄凉月不温”“重看愁对菊花樽”。时隔三年，他再次在生日之时感叹旧朝更迭。“早忘自念犹伤逝，难洗余哀那入禅。味简多生宁有债，把诗过日岂非天。僵蝉咽断繁霜后，瘦菊魂销细雨前。一念嵯峨妨学道，傥看射虎未残年。”（《八月十一日生日偶作》）用“僵蝉”“瘦菊”来渲染迭代之痛，遗老的惋惜之情流露无遗。

遗老型画家诗人自然属于少数，为辛亥革命胜利欢欣鼓舞者的画家诗人大有人在，姚华就是其中之一。在《辛亥十月二十五日诏书谢政，明日为中华民国赋纪》中他对于清朝结束民国开元充满了期待。“丹书叶叶下天阍，万户新桃更纪元。雷雨何曾惊匕鬯，山河依旧识中原。杏坛春始新周笔，梅里香生故国魂。信是不关兴灭例，几人襟袖见啼痕。”首联便是相当喜庆的开头，“丹书”“新桃”皆为喜庆的符号。在姚华看来，进入民国虽然经历了风雨，但生活依然在延续，“山河依旧识中原”。在尾联部分，他嘲笑那些为前朝覆灭而掩袖低啜的遗老们，“几人襟袖见啼痕”。同样面对清朝灭亡、辛亥革命胜利，遗老型和开明型的画家诗人的情绪反应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民主革命时期。1912年以后，北洋政府掌握国家政权。由于北洋政府主政不力，从1916年至1928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各路军阀为争夺政权混战不断，百姓受战争影响迁徙流转，深以为苦。许多现代画家为求生存四处逃难，其中就包括吴昌硕、齐白石等人。

1912年以后，吴昌硕一直寓居上海，北洋政府成立时他已经年近七旬。上海自开埠后一直经济昌盛繁荣，既是商家必争之地，也是兵家争夺的战场，战火的硝烟影响到在上海求生的芸芸众生。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罢工。作为一个以卖画为生的手艺人，吴昌硕不愿厕身政治的漩涡。他在《闸北兵乱，移居西摩路李氏瀛在庐，涂中得句》描述，“绝望依南斗，其凉又北风。酒瓢辞独醉，书担走随翁。蜃气兵尘外，鸿哀草泽中。杜陵吁剑阁，恻恻梦魂通。”（其二）他显然不能理解刚刚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将之形容为“兵乱”，自是误解之词。当时吴昌硕在上海的书画界已经声名显赫，他的画作在日本和国内都颇受欢迎。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生活如飘萍般摆荡，诗句“鸿哀草泽中”即是体现。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早些结束。“杜陵吁剑阁”指的是杜甫的《剑门》一诗，“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杜甫通过描写剑门险要的地势，联想到安史之乱后混乱的局面，意识到剑南会沦为军阀混战之地。吴昌硕此处借指上海，他自然不希望混战给上海带来灾祸。上海的“兵乱”一时难以结束，他受弟子王个簃之邀仓促前往杭州。《避兵超山和个簃》作于杭州超山，是一首与弟子王个簃的和作。“映天鳌逼仄，断路鬼凄迷。说梦怜春晚，张眸见物齐。歌谁欃托命，人比佛抟泥。剩可瞢腾坐，胡卢听鸟啼。”该诗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从“逼仄”“断路”等词中不难看出。

动荡的时局除了影响在上海谋生的吴昌硕外，远在湖南的齐白石也感受到军阀混战的威胁。1916年，年过半百的齐白石居乡作画，友人的避难让他第一次感受了战火延及家门。“军声到处便凄凉，说道湘潭作战场。一笑相逢当此际，明朝何处著诗狂。”（《丙辰四月十一日，闻南北军约战于湘潭。有友人避灾来借山，偶观借山图及诸题词，因怀唐叟传杜》）由于战火初燃，因此从这首诗中还感受不到强烈的忧患之情，更多的是老友相逢的喜悦。次年，战乱滋扰频繁。齐白石不得已只身赴京，以卖画刻印为生。到了1919年，齐白石已经先后三次从北平往返湘潭。“一日飞车出帝京，衡湘何处著闲民。园荒狐已营巢穴，世变人偏识姓名。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铲难平。三年深负红梨树，北地非无杜宇声。”（《己未三客京华，闻湖南又有战事。将欲还家省亲，起程之时，有感而作》）频繁的混战使得家乡盗匪肆掠，家园已变得十分荒芜，连狐狸都开始筑巢，“园荒狐已营巢穴”。如同诗句“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铲难平”所言，自己的愁绪如斩不尽的杂草，盗贼如铲不完的山丘难以尽除，从齐白石的诗句中不难看出动荡的时局对普通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军阀混战还不是最为危急的时刻，日寇的侵袭才让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1937年9月日军向西挺进，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使得常州断粮。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退守之余还四处劫掠骚扰。钱名山在《十月十六日纪事》中写道：“南村移家苦不早，照眼安阳山色好。昨夜家中消息来，兵人荒庐迹如扫。登吾之堂，卧吾之床，颠倒我衣裳，席卷囊括为行装。老夫避地计或误，兵法捣虚固所当。世间何物可长保？身外区区复何道。邓氏本来传一经，老聃幸未亡三宝。嗟哉东国鲁仲连，从今请作磨兜坚。”外寇未及先自乱阵脚，首先遭殃的是普通百姓。溃散的军队如同流寇，“登吾之堂，卧吾之床，颠倒我衣裳，席卷囊括为行装。”军队纪律如此涣散，也难怪抗战伊始便节节败退。面对家里遭受的洗劫之物，钱名山徒自悔恨没有早日移居，“南村移家苦不早”，事已至此只好自我宽慰，“世间何物可长保？身外区区复何道”。

从1938年起，抗战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我军先后取得了几场大的军事胜利，其中就包括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这次会战我军歼灭日匪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战果令人振奋。商衍鎏闻讯借《辛巳中秋喜湘北奏捷》志贺：

洞庭黑云压湖底，汨罗国殇哭屈子。半月惨淡悲阴风，猰貐磨牙蛟掉尾。白骨相撑血肉糜，烈士甘心为国死。当时天宇愁无光，月色沉沉秋声里。阵旗半卷风尘昏，肠断湘江呜咽水。三更大叫泪湿枕，此虏不灭真国耻。金甲射月月忽开，鼓声震天天欲摧。合围三军气吞虏，食肉寝皮云岚霾。长枪缓杀意不快，聚歼刀河长乐街。始知士气不可侮，十六万虏同灰埃。欢呼河山指日复，驱除虏骑清九垓。今宵秋月喜皎洁，明秋更洗秦淮杯。

诗歌采取先抑后扬的写法，前半部分极力渲染严肃悲凉的氛围，将日寇的侵略比喻为危兽“猰貐”“潜蛟”的侵袭，为此洞庭湖上愁云密布、阴风阵阵；后半部分诗人欣闻捷报传来，有如“金甲射月”，将士三军对付仇敌恨不得食肉寝皮，以逞意气之快。

从诗句“今宵秋月喜皎洁，明秋更洗秦淮杯”中不难看出诗人对于抗敌胜利难掩的喜悦之情，读完让人心情颇为畅快。同年，我军在山东枣庄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更是大快人心。吴白匋在《琴调相思引·有约望江楼听筝未赴，时方报台儿庄大捷》对此捷报深表欣慰，“嘉树新条绿四围，侵阶日影暗然稀。移巢燕子，栖稳欲高飞。 漫卷诗书听报捷，不烦弦索谱思归。晚春情味，看看胜前时。”“嘉树新条”展现了万象更新景象，在前方高奏凯歌之时，也勾起了诗人恋家思归之情。

1945年抗战结束，画家诗人们自此结束流离之苦，自然个个欣喜异常。“爆竹声中噩梦回，十年初见笑颜开。狂风暴雨重重去，霁月风光苒苒来。”（陈小翠《乙酉八月十一日我国全面胜利喜书》）从陈小翠的诗中不难感受到当时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兴奋之情。日军全面投降使得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也陆续收回。叶恭绰在《卅四年十月廿五日台湾复归我版图有作》中表达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喜悦心情。“喜从海外复炎洲，百战功勋笔底收。施（琅）郑（成功）蓝（鼎光）都莫问，且教呼酒酬唐（景松）刘（永福）。”施琅、郑成功、蓝鼎光、唐景松、刘永福皆为抗击敌寇、保卫台湾的民族英雄。

第四，新中国建设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紧接着面临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当时，党中央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在“一五”期间主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开展工业化建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社会各界包括书画界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讨论和实践。张宗祥的《清平乐·浙江第二届人民代表第三次会议献词》描述了代表们在浙江省第二届人大会议上积极讨论、参政议政的情形，“同心苦干，战胜涝兼旱。牧畜森林都要管，副业力求完善。会场聚集群英，发挥农业真情。中共红旗领导，大家奋勇前行。”从诗句“牧畜森林都要管，副业力求完善”不难看出代表们积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丰子恺的《庆千秋·国庆十周年盛典》是为了祝贺新中国国庆十周年而作，“六亿狂欢，看十周盛典，壮丽无边。翻飞红旗蔽日，队伍连天。笙歌鼎沸，奏钧天观礼台前。呼万岁声闻霄汉，从今带砺河山。 此日金吾放夜，有琼花万朵，照耀云端。华筳嘉宾满座，玉盏频传。上寿称觞，庆千秋国泰民安。应记省：年年进步，人人快着先鞭！”与新时期不少“老干体”的颂诗不同，从丰子恺的词作中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所作的歌颂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诗词情绪真实感人，实为肺腑之言。

第五，新时期以来。进入新时期，各界人士经历了“真理问题大讨论”后，社会秩序开始全面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社会各界深感振奋，画家团体亦不例外。陆维钊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赋此志颂》中感叹道，“继往开来报捷音，满城爆竹酒频斟。接班喜见安排好，除害端依挖掘深。万里红旗锦世运，百年大计奋人心。抓纲治国般般定，无数英雄协力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新的时代号角，画家诗人深刻感受到了时代旋律的变化，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新时期全面经济建设使得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稳步提高。1997年，香港回归可算是新时期以来又一重大政治事件。宋亦英热烈欢庆香港回归洗刷百年国耻，“雪耻欣今日。百余年、风云变幻，悲欢怕述。有国难投，徒惹恨，苦恨求和地割。空北望、燕山横碧。都说香江多妩媚，有谁怜。血泪炎黄滴。拔剑问，心悲恻。 文姬归汉心潮激，莽河山、红旗万里，碧空如拭。一国欣看存两制，千古人间奇迹。行看取，花繁果硕。民主和平过渡好，顺天民意理之必。河海唱，金瓯一。”（《金镂曲·欢庆香港回归祖国》）启功为祝贺香港回归，特别绘制水仙画作致贺，“金冠玉貌水中央，翡翠衣裳列几行。祠庙百年归未得，如今仙子返高堂。髻年读史最惊人，占我封疆一百春。意外孱躯八十五，居然重见版图真。”（《为庆祝香港回归画水仙一幅，题诗二首》）

二、经济类时事诗词

与政治类诗词纵贯近现当代时期有所不同，经济类时事诗词主要集中在当代时期。这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发展民生密切相关。除了时间段落的差异外，在创作数量上，经济类时事诗词明显不及政治类诗词。与其他三类诗词相比，亦明显偏少。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画家诗人对于重大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不高，缺乏了解所致。经济类时事诗词主要集中1950、1960年代，这一时期先后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工农业生产热火朝天，各处一派繁忙景象，许多画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新国画记录建设场景，而且还用诗作词作为大生产运动擂鼓助威。

1956年冼玉清退离教职后，接受省政协委派到佛山、三水等地视察农业生产情况。她在《视察春耕八首》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状况，如《农民日夜抢插》中写道，“黑夜拔秧朝抢插，长宵割麦日扒田。废眠失食农忙候，粒米都由血汗捐。”何香凝也积极为工农业生产积极呐喊助威，如“不怕冰霜雨雪风，天天炼钢猛如龙。提供工业人间用，为国生财立大功”。（《为国生财》）又如“勤劳干劲力充天，生产高潮达百年。领导光明今胜古，西欧逊我信心坚”。（《工农干劲》）随着工农业建设不断高歌猛进，生产全面进入大跃进阶段。在大跃进初期，画家诗人们还未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与危机，因而仍然被其中满溢的热情所鼓舞。如丰子恺的《生产全面大跃进》，“生产全面大跃进，到处传来报喜讯。欢呼声和拍手声，收音机里闹盈盈。家家户户听广播，男女老幼同欢欣。保证继续大跃进，人民幸福年年增。”之所以要“保证继续大跃进”的根本动机也为了增加人民幸福，因而这些诗词的创作动机亦可理解。新中国解放后，国庆节成为全国人民表达对新生祖国热爱之情的重大节日。张宗祥在《临江仙·六一年国庆》就大力歌颂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全国人民跟党走，高扬三面红旗。建邦一纪奠新基。农粮栖畎亩，矿铁灿炉锤。 反帝灭资功日展，中苏合力同持。亚非帮助大无私。和平欣在望，生产乐忘疲。”

三、科技类时事诗词

经济活动的繁荣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与助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大了科技研发的力度。在不同的科技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晶牛胰岛素、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大科技成就。除此之外，航空领域也从无到有逐步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国家，许多画家真诚地为苏联的科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为社会主义阵营科技实力的壮大振奋不已。科技类时事诗词的创作说明画家诗人绝非只关注审美化的艺术对象，他们对于飞速进步的科技成就同样也予以关注和认同。

1957年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试飞成功，周炼霞感到非常鼓舞兴奋，她在《鱼水同欢》描写当时人们的欢庆场面，“处处红旗歌革命。灯海人潮，十月同欢庆。正是高空飞箭迅。双星射似连珠迸。 玉宇晶球谁占领。第一开荒，左劵操奇胜。黄耳能传云外信。可知天听从民听。”（其一）“原子穷兵焉足逞。火箭穿云，世界称先进。两度智星光炯炯。分明广照和平阵。 岂但人人歌美景。美景当前，犬也生来幸。更比刘安仙术稳。飞升直到苍穹顶。”（其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与中国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质朴纯洁的阶级友情。好友吴湖帆也作《更漏子·红星初放二首》与周炼霞相和，“绀迷空，红照眼。天半明星一点。时未晚，恰相逢。情随灯焰红。 初放夜。神光射。欲唤素娥来下。魂凝处，黯依违。归与归么归。”（其一）“霜满天，沉霭暮。欲访蕉园何处。相向问，驻无方。生疏如异乡。 怜又爱。浑无奈。茅店小休人待。归路窄，转情深。一灯红印心。”（其二）1961年，苏联在第二次试飞人造卫星成功后，正式发射载人航天器“东方号”。这一消息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民深感震惊，许多画家表示衷心赞叹，“打破人间陈旧史，东方一艇升天。加加林洵胜飞仙，泠泠风在下，云外著先鞭。 此是和平新保障，全球翘首苏联。为人造福福无边。穷兵谁氏子，相对有何颜？”（张宗祥《临江仙·苏联东方号飞艇载加加林环游天际成功返陆》）“大野新茫，东风急箭，环飞直破空碧。或占瑞应联珠，漫云海填恨石。人间曾说，要达到自由王国。看朵红随日同升，生气与雷争激。 光灿灿，斗箕并立。歌缓缓汉津不隔。候台运捷璇玑，刑天舞回干戚。伊人彼岸，蓦惊起，看花愁悒。似房老顿失专房，漫妬比邻春色。”（陈声聪《东风第一枝·颂东方号卫星上天》）科技的进步让画家见识了以前从未了解过的科技奇观，这种科技奇观打破了画家诗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惯性，画家诗人甚至调侃连刑天与房老也失去了往日的领地。这些科技成就对帮助画家诗人建立科学的时空观念，增进国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国卫星发射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长足进展。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吴白匋赞叹“太空人造银河里，荧荧后来居上。碧眼童娃，黝肤士女，齐听《东方红》唱。春雷一响。促灿漫山花，不停开放。怒海扬帆，长看北斗辨航向。 人间奇迹易创。在庶民掌握，先进思想。自力更生，挖山不止，终见移开叠嶂。修罗骇嚷。似棒打头颅，箭穿心脏。历史车轮，笑他螳臂挡。”（《齐天乐·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该词上阕是赞颂卫星发射成功让世人惊叹，连外国人都表示钦佩，“碧眼童娃，黝肤士女，齐听《东方红》唱”；下阕则鼓励人民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用试验人造卫星的精神将中国落后的社会面貌彻底改变，“自力更生，挖山不止，终见移开叠嶂”。吴白匋的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四、文体类时事诗词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中重大的文化事件主要是庆祝建党建国等纪念活动。庆祝建党建国类的纪念活动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含义，通过各种纪念活动，人们对于新旧时代有了更为明晰的对比。许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画家诗人从这类纪念活动中深刻感受新时代的伟大，增加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央政权的认同感，这一点从其诗词创作中可得到证明。

在纪念日诗词中，庆祝建国类诗词在解放初期数量较多。“红旗照耀处，木石尽生光。上海十年前，本是黑暗乡。自从插红旗，好比大天亮。万恶全肃清，众善日宣扬。投机无遗类，剥削自灭亡。流氓皆敛迹，娼妓出火坑。游民有归宿，乞丐无去向。货币常稳定，物价永不涨。努力除四害，居民包健康。公园到处开，绿化满里仓。转瞬十年来，地域变天堂。十岁小朋友，生长光明乡。以为上海滩，本来就这样。听我唱此歌，方知感谢共产党！”（丰子恺《光明城市·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无限青春，十五载。党团煦育，遍大地。男英女杰，文韬武略。远客五洲参圣地，红旗三面迎朝旭。伴争鸣，是处斗争花，开成簇。 阶级恨，渊和壑，新旧比，寒和燠，只更生在我。先移习俗，父老惯将家史讲。儿童早就民兵学。尽窥边，鼠贼计多端，全倾覆。”（陆维钊《满江红四首·建国十五年献词》其二）除大量的庆祝建国类诗词外，庆祝建党类诗词数量亦可观。“六十年前，鸡鸣震旦，一声啼醒神州。碧天红镜，辉映万兜鍪。行遍千山万水，擎镰斧，风雨同舟。五星耀，天旋地覆。 处处有歌讴，回头惊十稔，春郊稚雊，沧海横流。只雷转风奔，四害成囚。从此蛛蝥解网，趋四化，重写春秋。人间乐，无逾此日，甲子庆重周。”（刘海粟《满庭芳·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献词》）“沧海横流日，天下尽滔滔。凭谁立马危岸，奋臂射狂涛？一任浪谲波诡，何惧千磨万击，百战见英豪。星火燎平野，猎猎红旗飘。 驱魑魅，扫阴霾，斩桧蒿。清风起处，四海五湖更多娇。莫道峰回路转，毕竟云开雾散，举国势如潮。三代成伟业，盛世看今朝。”（范敬宜《水调歌头·建党八十周年感怀》）庆祝建国类诗词与庆祝建党类诗词在内容上和手法上都十分相似，大多是通过新旧对比的方式强调建立新中国的意义，借此抒发内心的赞颂之情。这二者之间认同方式的相似，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画家诗人心中的崇高与神圣。

除了纪念日之类的文化活动外，在体育事业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标志性事件是1960年登山健儿成功问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功问鼎珠峰象征着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许多国人包括画家难掩激动兴奋的心情，吴湖帆、周炼霞、陈声聪、张伯驹、朱庸斋等都作词祝贺。“万里云山，一片云涛，多是雪封。认玉苍苍里，擎天柱石，白茫茫底，大地蒙茸。悬结冰层，空临绝壑，展季节狂飙撼谷穹。人共道，见草莱霑露，飞走潜踪。 横虹。康藏西东。绾南国屏藩锁钥通。算云梦风流，凭谁管领，朝阳立马，惟我英雄。左挟昆仑，俯提扬子，正带砺河山顾盻中。齐鼓掌，仰红旗飘扬，第一高峰。”（吴湖帆《沁园春·珠穆朗玛峰》）“仰层霄赖以拄其间，巍巍峙寰中。有连天云冻，千年雪压，万仞冰封。遥望晶莹如削，宝剑刺晴空。多少黄须客，未敢撄锋。 一片朝霞灿烂，照金光大道，百族欣同。看攀登奋勇，儿女尽英雄。任胼胝奇寒彻骨，不畏难豪气满心胸。欢声震，插珠峰顶，革命旗红。”（周炼霞《八声甘州·歌颂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我怪此山顶，底用插天高。曾闻亿万年上，还是海中槽。笑拍洪崖问道，何日鹏抟鲸击，万仞挟风涛。太古雪犹在，冰壁倚岹峣。 长空寂，飞鸟绝，百灵逃。看人胁息梯栈不辞劳。上欲众星手摘，下有巨鼇首戴，天顶赤旗飘。祖国好儿女，世界识英豪。”（陈声聪《颂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此外，张伯驹的《高阳台·中国登山队登山希夏邦马峰绝顶。和玉谷》、朱庸斋的《百字令·中国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喜赋》也是如此。虽然画家在累积绘画素材的过程中也常常游历山水，但成功攀登珠峰带给画家的精神震撼仍然是巨大和强烈的，如“算云梦风流，凭谁管领，朝阳立马，惟我英雄”“任胼胝奇寒彻骨，不畏难豪气满心胸”“祖国好儿女，世界识英豪”。从不吝赞语的诗词中，我们看到他们对于这些征服珠峰的英雄们发自内心的敬佩，这种敬佩增加了画家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向心力。

五、生活类时事诗词

如果说从政治科技类时事诗词可以看出画家诗人的政治立场和时代精神等宏大话语的话，那么从生活类时事诗词中则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志趣和性情爱好。社会生活的内涵丰富多彩，既有公共生活也有个人生活。生活类时事诗词大致也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公共事件类，这类诗歌大多描述各类社会运动或事件；一类是个人生活，描写个人生活细节和趣事。

社会公共事件类诗词包含各类重大社会事件，如陈声聪的《闻长江大桥成喜赋》志庆的就是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楚云漠漠楚天秋，梦里晴川旧日楼。忽见长虹连数里，真成砥柱在中流。龟蛇无语江涛伏，车骑摩肩地轴浮。若与上游论形胜，故应人物陋孙刘。”吴湖帆的《八声甘州·绿化上海》赞颂的是上海的绿化运动，“展春江花月碧葱茏，物华许争迎。料千般琪树，十年乔木，百里荫成。自是垂杨深处，友爱送鹣声。传语谁家好，相道光荣。还望楼台翠声，映帘栊鹦鹉，憨态生生。想芳菲满院，香草也多情。问何如神仙眷属，度良辰美景眼长青。欢歌里，仗东风暖，万象和平。”王个簃的《学习焦裕禄事迹》宣扬的是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坚持斗争为人民，艰苦一生对自己。走遍全县作调查。痛痒相关在心里。拼命支撑硬骨头，除掉三害鼓勇气。力量无穷哪里来，主席教导牢牢记。我要好好学习他，对照自己永不疲。”2003年“非典”暴发，当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与“非典”战斗。黄苗子作有五古《白衣颂——献给非典前线勇士》歌颂前线与病毒作斗争的勇士们，“壮哉医药师，日夜无休止。挺身第一线，白衣多仙子。矢溺唾涎污，扶持近尺咫。二十四小时，轮班忘寝寐。非典渐得控，医护皆勇义。”联想到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读到该词作，不免对于白衣战士更添几分钦佩感激之情。

而个人生活类诗词则主要记录的是个人生活中的细节和感受。启功的个人生活类诗词数量较多，他的生活诗词幽默风趣，可见其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如《卡拉OK》，“卡拉OK 唱新声，革履西装作客卿。五亩蚕桑堪暖老，四邻鸡犬乐滋生。齐王好乐谁参与，姜女同来未可能。莫笑邹人追现代，半洋半土一寒伧。”这首诗记录的是新事物卡拉OK，启功赞颂卡拉OK的乐趣非齐王姜女所能共享，可见启功也是个歌唱爱好者。又如《鹧鸪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车》，“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 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准，零点之前总会开。”（其一）这首词描写大家等待公交车的焦急心情，“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显得非常形象俏皮。有意思的是，同样擅作活泼语的周炼霞也有一首关于公交车的词作《明月生南浦·乘公车》，但周炼霞笔下的公车则重在描写坐车人的各种形态，“排就雁行阶畔立。玉毂驰来，阵阵鸣仙笛。两两朱扉相次辟。纷纷下上连珠疾。 后拥香肩前触屐。玳瑁梁高，素手举难得。路转回环多曲折，人如嫩柳常欹侧。”

六、结语

通过梳理现代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画家诗人的诗词内容和情感基调与现代重要社会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够深刻感受政权更迭与时代变迁对这些诗人诗词创作的影响。实际上，这些画家诗人不仅通过诗词记录个人的感受，表达自己对于时代的见解，实际上也通过书画来表现，例如何香凝的猛虎图、潘天寿的雄鹰图、丰子恺的逃难图、齐白石的和平鸽等都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在分析这些诗人的诗词创作时，若再与他们的书画相印证，两相比照下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现代画家群体在时代变迁中丰富的精神历程。

当然，以时事为题材在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并不鲜见。在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群体中，国共乃至民主党派军政旧体诗人群体的时事诗词因工作和身份等原因，该类诗词所占比例更大，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之所以关注现代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主要是因为现代画家诗人是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代表群体之一，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创作在中国现代时事诗词占比可观。与政治家的时事诗词的“现场感”不同，画家诗人的时事诗词更接近于现代学人或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立场，重在从参与者、见证者的角度记录时代变革与抒发个人感受。考察现代画家的时事诗词的目标不仅在于梳理这一题材的诗词史料，还希望通过这些史料从一个侧面来考察传统文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轨迹，以此提升对中国现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认知水平。

[1]《中华新韵府》编委会.中华新韵府简表[J].中华诗词，2002（1）：31.

[2]星汉.中华今韵简表[J].中华诗词，2002（1）：41.

[3]王一川.旧体文学传统的现代性生成:启功的旧体诗与汉语现象研究[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2）：56.

[4]启功.从单字词的灵活性谈到旧体诗的修辞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6）：53.

文章来源：中国战略报告 网址: http://zgzlbg.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71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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